编者按

《湖南党校》报（第179期）“特别关注”栏目刊登湖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王赞新的文章《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新篇章进行研究部署并作出决定，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湖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号角。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中，“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位列“五个注重”中第一个特点。

首先，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定不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夯实改革的经济基础，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越是千头万绪，就越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锚定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以重点带动全局，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强大合力。

其次，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发挥牵引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但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从供需格局看，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短缺经济一去不复返，我国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具有了强大的生产能力，重点是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随着经济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基数的变大，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增速上呈现出放缓趋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动力有所减弱，但在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上，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从要素条件看，现阶段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至负值，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土地、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约束已近极限，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放眼全球，人类正在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第四次工业革命纵深发展，各种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科技发展方兴未艾，发展非常迅速，机遇稍纵即逝；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面对新形势，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应对发展的现实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破解高质量发展中的诸多难点、堵点、痛点问题。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既是实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关键动力，也是抢抓历史机遇、应对发展挑战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