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红麓评论》是红麓融媒体重点打造的理论评论栏目，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设置主题，直面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干群关心期盼。今天刊发湖南省委党校纪检监察教研部讲师陆径菠的评论文《对人工智能“同事”的哲学思考》，以飨读者。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给出回答，“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当前，人工智能正走进办公室、实验室和诊室，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同事”。它能写报告、查文献、分析数据，还能辅助诊断。它以高效、广博的特点帮人节省时间，但效率不是衡量技术价值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机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可这创造一旦运转起来，究竟在帮人，还是在悄悄改变人？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想一想。

能力的边界，首先是判断的边界。人工智能能处理大量信息，却不能自动做出现实判断。它可以整理论文、发现数据关联，却不能独立判断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现实与制度环境；它可以识别影像异常、列出诊断结果，却不能替代医生面对情况复杂的患者。算法处理的往往是已被编码的经验，而现实不断产生新情境，需要人在不确定性中判断。技术能提高判断效率，但不能取消判断本身。

效率的增长，不应以主体性退场为代价。人工智能既能节省时间，也可能加剧劳动强度。马克思指出，机器本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手段，却被用于延长工作日。人工智能同样有这种双重作用。如今，输入几个提示就能生成完整文本，消解表达困难的同时，也能消除思考过程。马克思曾说：“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如今，人按系统能识别的方式组织经验，某种程度上“服侍”着算法。如果效率提升以主体性萎缩为代价，就需要重新评价。

技术的介入，也在重塑社会关系。技术改变任务完成方式，也改变劳动分工、权力结构和信任方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新人先问机器，再问同事，研究者先看算法提示再提问题，医生先看诊断建议再观察患者。答案更快，却未必更深。教育、研究和医疗中的合作，不只是信息传递，更是人格影响、经验共享和责任共同体的形成。如果人与人之间只剩结果交换，效率提升就可能伴随关系贫乏。

人工智能的真正问题，是谁来规定它的方向。它能否促进人的发展，不只取决于技术性能，还取决于制度安排和价值目标。马克思的理想不是消灭机器，而是使机器成为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工智能使知识被广泛编码，也使人的能力获得延伸。因此，人工智能时代至少需要确立三条原则。第一，承认机器能力但不神化。重复计算、初步筛查可交给AI；涉及生命健康、公共利益的事，须保留人的最终判断。第二，教育要保留独立阅读、写作、计算的训练，使人能审查、纠正AI。第三，公共讨论不仅要问“AI能做什么”，还要问“哪些事应由人做”，以及“谁能解释结论、承担后果”。如果技术让人更疲惫、更孤立、更依赖系统、更不会独立思考，就偏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只有将技术置于人的尊严、自由、良知与全面发展之下，让机器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技术进步才真正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