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善于做经济工作，是领导干部能力十分紧要的方面”，“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自参加工作以来，受本硕软件工程专业背景的局限，我在经济领域知识储备上始终存在短板。2025年春，我有幸走进省委党校，参加第68期中青三班学习。在为期两个多月的培训中，通过理论精讲、案例剖析、座谈研讨等多元教学形式，集中一段时间学习了宏观经济知识，并进行总结、梳理和思考。

作为一名非经济专业背景的基层干部，我对经济的认识最初仅停留在GDP增长率、招商引资数据等碎片化认识上。随着对《资本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1世纪资本论》等著作的研读，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的核心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而政策制定的关键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科学平衡。凯恩斯说：“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它强调了短期政策干预的必要性——当一艘经济的航船在海上遭遇狂风巨浪时，如果人们不去想办法避免船只倾覆，反而一味强调“在长期中大海终会风平浪静”，终将酿成灾难。

在理想的帕累托模型中，市场调节被简化为价格信号的自发作用：供给过剩则价格下跌，资本自动退出。

但现实远比理论残酷。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市场中资本的转移“需要经过危机”。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大量公司破产，造成了上千万的工作岗位损失[1]；珠三角代工企业纷纷倒闭，民工大规模返乡[2]——这些代价提醒我们，市场出清绝非温和的“自然选择”。

因此，政策干预如同舵手的缰绳，需在短期需求管理与长期供给改革之间精准发力。短期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需求侧波动的“第一推手”；长期看，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供给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天花板”。

本文尝试以“总供给-总需求”为框架，梳理政策与经济要素的互动逻辑。

图丨独桅帆船驶离海岸

（图源：新华社）

需求侧管理

短期调控的政策工具箱

（一）货币政策：调节货币的“松紧阀”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和流通影响经济。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告诉我们，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过低时，人们倾向于囤钱而不是投资消费，出现“流动性陷阱”；利率过高则会抬高企业融资成本，抑制投资意愿。

不同经济学派对货币政策的看法存在分歧。凯恩斯主义主张“相机抉择”，比如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导致GDP大幅萎缩、社会总有效需求崩溃、失业率飙升等，美联储为了应对危机不仅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且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史无前例地启用量化宽松（QE）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3]。

而货币学派代表弗里德曼则强调“单一规则”，认为货币供应应稳定增长，反对频繁干预，就像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用强硬的紧缩政策遏制高通胀，虽然短期让经济“阵痛”，却重建了市场对货币的信心[4]。

这些实践说明，货币政策没有“万能公式”，需根据经济周期灵活调整。

图丨货币政策

（图源：新华网）

（二）财政政策：政府干预的“乘数效应”

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调整来影响总需求。凯恩斯提出的“投资乘数理论”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增加一笔投资，会通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起总需求的多倍增加。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即人们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例如，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0.8，那么1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可以带动5万亿元的总需求。这是因为政府投资首先会转化为企业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进而带动消费和进一步的投资。

然而，财政政策的效果并不是无条件的。一方面，它需要经济中存在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否则增加政府支出可能会导致通胀压力；另一方面，政府融资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导致市场利率上升，从而抑制私人投资。

20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实施的“新政”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大萧条的影响[5]，这是财政政策在需求不足时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6]，即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这表明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时，过度的财政刺激可能会适得其反，转化为通胀压力。

（三）汇率与外部需求：开放经济的“连接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贸依存度一度大幅攀升。根据中经数据显示，2004年达到69.8%的峰值。此后，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23年降至33.1%[7]。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历程。

同时，外汇储备也随之水涨船高，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到2014年的峰值3.8万亿美元，再到2024年的3.2万亿美元[8]，这一变化轨迹，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出口导向型增长联动拉动“投资—消费—就业”国内需求链条。

另一方面，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对国内流动性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2000—2008年外汇占款平均每年增长30.05％，远超基础货币和贷款的16.14％、13.48％增长，表明这期间外汇占款已成为M2扩张的核心动力[9]。

图丨长安号中欧班列在西安新筑车站内装卸集装箱

（图源：新华社）

但汇率波动也带来挑战。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贬值预期不断强化，虽然阶段性贬值让出口商品更便宜，但也引发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一直持续到了2016年底，在这个过程中，外汇储备消耗了近1万亿美元[10]。

这说明汇率政策像一把“双刃剑”，既要考虑出口竞争力，也要防范金融市场波动。

此外，针对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我们进行了资本配置。我国和日本作为美债前两大海外持有国，从2000年的持有量603亿美元开始持续增持[11]，在2013年11月达到历史峰值13167亿美元。从2014年开始，我们进入高位调整期，受外汇储备多元化、美联储加息周期、不断减持的影响。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减持速度加快，2022年后持仓量持续低于1万亿美元[12]。

图丨“共享机遇，共赢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湖南（怀化）RCEP经贸博览会开幕

（图源：人民网）

供给侧改革

破解结构性矛盾的长期路径

（一）技术革命：经济结构的“重塑力量”

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深刻揭示了技术革命对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同时也会淘汰落后的产能和旧有的产业结构。

以互联网泡沫时期为例，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催生了大量新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美国互联网相关的股价暴涨，纳斯达克指数从1995年的1000点左右，飙升至2000年的5000多点[13]。然而，当时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其实连基本的盈利能力都没有，纯粹靠着资本市场的疯狂，才炒出了夸张的高估值。如雅虎于1996年上市，发行价是1.3美金，随后在4年之内，雅虎股票翻了100倍左右，到1999年底，雅虎股价已经突破了惊人的100美元，市值突破1000亿美金，是整个互联网行业里第一家市值突破千亿美金的公司[14]。最终美联储在1999—2000年连续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4.75%升至6.5%）以抑制泡沫，导致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3月至2002年10月暴跌78%[15]。

这一案例表明，技术革命初期的生产力爆发会引发资本的过度集聚，而政策干预的时机和力度如果不当，可能会加剧经济的波动。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在2014—2015年通过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宽松措施释放流动性，配合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支付、O2O模式等技术创新，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TMT板块估值被推升至A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位，申万计算机、传媒、电子、通信指数市盈率（TTM）最高分别达到159.70倍、141.84倍、113.84倍和95.06倍，反映了技术进步与政策宽松对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作用[16]。

但市场过快上涨，会透支未来的盈利预期。2015年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中国同步加强金融监管，很快A股便遭遇暴跌，6月19日，上证综指重挫6.42%，两市近千只个股跌停；从6月15日到8月26日，沪指累计跌幅高达45%[17]。这再次证明，当技术投资脱离基本面，单纯依靠资金推动时，政策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剧烈回调。

这说明，技术革命与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需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防范过度投机和风险积累。

图丨用户在DeepSeek手机客户端上提问

（图源：新华社）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供给侧挑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市场需求旺盛而供给能力不足，只要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就能迅速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低端需求逐渐饱和，消费者对高品质、高端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传统产业如钢铁、水泥等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而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供给能力相对不足，形成了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它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例如，在农业领域，无人机植保、大数据种植等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还提升了农产品的质量；在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推广，推动了产业升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时间和持续的投入，是解决中国经济转型期供给侧问题的关键所在。

图丨湖南省沅江市共华镇福安村开展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员培训

（图源：新华社）

（三）供给学派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差异与创新

西方供给学派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主要主张通过减税降费、放松管制等手段，刺激私人投资，提升供给能力。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但也带来了财政赤字扩大等问题。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具有鲜明的特色。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聚焦于“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去产能方面，2016年以来，钢铁、煤炭等行业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同时注重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避免了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发生，体现了政府在市场出清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在降成本方面，通过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2022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超1.5万亿元[18]，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在补短板方面，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领域等薄弱环节的投入，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这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模式，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体现政府的引导作用，是中国对供给侧理论的实践创新。

经济危机

理论解释与现实启示

（一）危机的不同类型与理论根源

经济危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不同的理论流派对危机的根源有着不同的解释。从需求侧来看，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当消费倾向下降、投资需求不足时，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1929年的大萧条就是典型的需求侧危机，通过政府扩大支出、增加投资等手段，有效缓解了危机的影响。

然而，196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这种被称为“滞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是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例如1980年，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当时均处于10%左右[19]。目前，滞涨问题有所缓解，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整个西方世界还未能提出有效的对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剩余价值向资本家集中，工人的消费能力相对不足，最终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

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金融资本过度扩张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结果，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结构性矛盾。此外，还有转型期的结构性危机，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主要是由于产业升级滞后、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新旧动能未能及时转换。

不同类型的危机，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时，首先明确危机的性质和根源。

图丨《资本论》

（二）中国的政策选择：供需双侧协同发力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之间寻求平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

在短期需求托底方面，财政与货币政策双发力，2025年全国两会提出财政赤字率设定为4%，创历史新高，新增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支持“两重”建设与“两新”工作。时隔14年再次提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2025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4%，超市场预期，工业增加值同比增6.5%（装备制造业增长10.9%），政策乘数效应显著[20]。

在长期供给筑基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和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截至2023年，市场主体数量达到1.84亿户，比2012年增长了2.3倍[21]。

这种“短期托底与长期筑基相结合、需求管理与供给改革相协同”的政策模式，既有效应对了短期危机，又为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丨2025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4%

（图源：央视新闻）

最后

几点总结与思考

（一）经济理论随实践不断演进

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再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等众多理论流派的涌现，经济学理论始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和局限性，例如古典经济学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环境中能够较好地解释资源配置问题，但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凯恩斯主义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应对滞胀等复杂问题时则需要与其他理论相结合。

因此，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工具，避免陷入单一理论的局限。

同时，我们党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认识也是不断地深化。从改革开放初期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中共十四大提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通过对每一个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政策制定要平衡“当下”与“未来”

短期需求管理如同“灭火器”，在经济面临剧烈波动时，能够迅速稳定局面，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长期供给侧改革则如同“发动机”，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质量。中国的实践表明，两者缺一不可。

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在短期内有效遏制了经济下滑，但随后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着眼于解决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问题，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启示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既要关注当前的紧迫问题，也要为未来的发展留足空间。

（三）政策协同才能形成合力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只有保持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才能形成合力，避免政策效果相互抵消。比如货币政策宽松时，财政政策同步加大基建投资，才能让资金更好地流向实体；产业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时，金融政策提供低息贷款、消费政策给予购车补贴，才能形成“研发—生产—消费”的完整链条。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一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统筹各类政策，确保它们同向发力，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学理论的价值不在其完美性，而在其启发性。正如凯恩斯的提醒，“实干家自认为不受理论羁绊，却往往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经济形势分析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我们以辩证的思维、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

从理论层面梳理经济工作的重点因素和政策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也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握方向、制定策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作为基层工作者，虽然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的、微观的经济问题，但只有站在宏观经济理论的高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上级政策的意图，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